排在前头就是好，江秀菊心花怒放瞅着那一箩筐白薯。

还没轮着呢，眼神就已经挑选好了。

过了这几波赶早的，剩下的白薯要么就是大得出奇，一个就有二三十斤，整个家庭成员的本本合计就只能买了一个，回家都不知道怎么吃。

要么就是小到只有拇指头长短，稀稀拉拉的随便凑合到斤数。

而且越往后头，挑到坏白薯和全是丝络的老白薯可能性更大，亏得慌！

她还往后看了一眼，瞧瞧今儿的幸运儿里头有没有认识的，冷不丁刚好撞见有个老爷们插队，立马就吆喝出声：“都排得好好的，怎么还有插队的。”

对方也不发怵，回骂说：“我又没插你面前，别人都没说啥，你出什么头。”

江秀菊就因为老伴插队被拖累了一辈子，上辈子她天天都得站老丁头床前骂人活该，对插队的私人怨念那是比山海高，比海还深。

她瞪圆了眼睛去看其他人，喊：“你们就眼睁睁看着他插队是吧。”

队伍里所有人确实都不吱声。

江秀菊从队伍里出来，蹭蹭蹭跑到最前头，插到第一位前面。

人家不乐意了，喊话说：“大妈，你怎么插我前头了？”

江秀菊还得反问一句，“你对插队有意见刚才怎么不说！”

她说完就扭过头不再理人。

等开始售卖白薯，江秀菊是第一个挑的，选到的白薯品相可好可好啦。

而且她如今就只需要买一个人的量，挑够数把本递过去给售货员记上，高高兴兴地要走。

边上胡同里闪出来个紧张的女同志，低声问：“老同志，要不要糖？”

江秀菊想都不想摆手说不要。

糖无非就是白糖和红糖。

如果卖的是金贵的白糖，上自由市场兜售一圈保准能卖掉，估摸着不是。

而这年头红糖就三种。

一种是近似橙红色的古巴糖，就是甘蔗榨汁后去了水分的原糖。

这种糖敞开了供应的，只要有钱都能买着。

所以能投机倒把的只剩下两种糖。

一种叫机赤糖，一斤六毛五分钱左右

另外一种是黄色细面的，一斤四毛八。

江秀菊都没兴趣。

“老同志，是白糖。”那女同志低声说：“我们家老头子得肝炎，医院有凭证可以买两斤白糖，但是家里头现在需要钱，同志，不用糖票的，就是价格高一点点。”

话落还掀开菜篮子一角，再解释：“我就一女的，也不敢往黑市上去，真真是好东西。”

本地一个月一个人就供应二两白糖，一下子能买到两斤的情况，要么就是生完娃娃的产妇，要么就是得了肝炎。

江秀菊毕竟在市医院食堂干活，所以知道对方话应该不假，立刻配合的走到边边角，伸手掂着重量，问：“不要糖票多少钱？”

女同志比划一下，“两块五。”

江秀菊手里头只有一张五块钱的。

人家哪有钱找零啊。

江秀菊让人等等，扭头就到附近门市部去买布头。

布头不用票，一般就是一米长，买下来还比正儿八经买块布便宜。

小老太寻思刚好给两孙女做裤衩子，所以就敞开了买。

价钱她都能算得出来。

将近二十年了，公家白布的价钱到现在依旧是两毛八分五厘一尺没变过。

现在最流行的凡立丁布料，八块钱一米呢，买下布头也就一毛出头。

还有的确良的布头款式还挺多，江秀菊看着顺眼的都给包圆了，最后也才花出去一块钱。

外头公交车刚好经过，靠车窗的都梗着脖子去看门市部墙上的挂钟。

手表可不是谁都买得起的，就指望见缝插针的看个时间。

正回家的黄喜芬瞧见了搂着好多布头的婆婆。

她探出头看见婆婆从一个女人手里头接过一个沉甸甸的布袋子。

黄喜芬的心情也很沉重。

她昨晚上的夜班，心情差也没地儿宣泄，窗户外头偏巧还有只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唤，于是就喊了句赶紧滚蛋。

好死不死领导推门进来，真是没地儿解释。

市民来打电报，内容是走xxx走亲戚，黄喜芬敲错了代码，差一点发送过去的内容就变成xxx走了。

这真发了出去可就出大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