何况现下国内的新技术应用市场更是极其有限。

特别是在此前十四年中，国家为了尽快建立起工业化，采用的是集中资源办大事的思路,这个方式自然是没错的，只是经过这些年的发展,随着资源和资金投入越来越多，人民承担的负担也越来越大，陷入为了发展而发展的死循环，要打破这种方式，不实行新的分配体制，国内市场是无法做起来的。

人口增长矛盾、就业矛盾、发展矛盾、分配矛盾，为了解决国家现下发展遇到的一系列矛盾和瓶颈,提升社会经济发展速度,外部需要突破,内部也需要调整，既然外部市场一时间难以全面突破,那么就需要将内部市场先做起来,这就是当前新经济政策实行的一般历史条件。

新经济政策的实施，就是为了修补过去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,弥补发展中出现的不足，但现阶段下，单纯的经济政策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,比如人口大规模增长的问题,而要解决人口矛盾,计划生育就势在必行,这不是简单的认为，经济发展就能解决问题。

社会治理也不单单是经济发展问题，从历史看，我国人口一直到千禧年时期都在高速增长，其中1971年国家开始实行计生政策,1982年被定为基本国策,但到了1999年，中国的年出生人口依旧有两千万,若不加以控制,中国的未来人口突破16亿，基本上是无法避免的。

社会需要发展，而人口继续增多，国家总体资源又有限，人均分配自然就减少，国家为了保障就业,在许多新技术的投入与应用上，就会形成一个发展困境。

比如要投入先进生产力，就会有一部分人失去工作，反之要保证这些人有工作，科技发展就不能过快，国家整体工业发展的速度就会减慢,若要让科技呈爆发式增长，在此前就需要有一个长时间的积累。

从80年代一直到21世纪20年代，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，国家都在进行原始资本的积累,若从一五计划算起，这个积累的时间长达七十多年，这中间各种发展矛盾的形成，主要还是集中资源,减少分配，从而保证发展所形成的。

庞大的人口自然是消费优势,但要将如此众多的人口形成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,这中间的积累过程十分的漫长。

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城镇失业率为236，1957年下降到6;1958年二五计划开始后,全国工业大建设，失业不再是问题，新增就业人口近三千万,然而随着商品粮人口的增多，国内的粮食告急。

同时大量重工业生产出来的设备,投入生产制造出的工业品又卖不掉,粮食矛盾突出、分配不合理,又使得消费矛盾出现，造成国家恶性通货膨胀,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国家将近两千万城市人口清退往农村，消费市场再度被压缩。

在1962年一份针对上海市闲散劳动力的调查报告中就可一观，全市人口635万，而职工仅233万，大约数十万人没有工作靠社会救济过活，原本这―情况将会持续,但1961年底,国家调整了政策,清还了大量国有商店,解禁个体户，这才使得就业矛盾得到了初步解决。

从1961至1964年的三年中,随着国家的一系列调整,全国工商业、生活服务业等累计创造了近两千万新增就业,过去被精简的三万千人,三分之二重新回到了城市，但仍有三分之一留在农村,参加‘上山下乡’运动。

而现在的新经济政策之中，就是要加大调整范围,通过调整收入分配、进一步解除计划生产限制，扩大商业市场，促进生活服务业、外包家庭生产等方式来扩大就业和消费，从而使得社会经济走上正向循环。

还是以上海为例,过去上海的家庭机绣品生产由于出品限制（主要通过澳大利亚和香港出口),使得海外市场的拓展缓慢，现下随着中法两国建交，中国有了法国这个面向欧洲出口的第一渠道,因此上海的家庭外包生产人数将会迎来一个高速增长时期。

国家的外包生产方式也进行了调整,过去工厂要扩大生产，会将外包纳入工厂管理,或者直接从社会招工。

这种―体化的管理，激励又不足，带来了管理机制的僵化，若在生产旺季时,工厂还能正常开工,可到了淡季，工厂供养职工的压力就会很大，而现下新的政策，不再直接招收工人，而采用外包生产服务，外包工也不再纳入工厂管理,实行自负赢亏，以减轻国有企业的压力。

新经济政策对于外包服务管理的模式调整，也是来自于同安示范市。

国家对过去两种不同外包模式进行了比较,结果显示:国家一体化管理的外包组织模式带来的弊病很大，国有外包工发展到家庭作坊就基本停止了，而同安市的组织模式则没有这个问题,一些外包工，先是发展成了家庭作坊,其中不少人,更是通过多年的努力,现下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工厂。

同安示范市内，一部分群体，从城市小资产阶级（家庭作坊、个体商户等)到发展成民族资产阶级（民营企业)仅仅用了十年时间,不仅发展迅速,规模在不断扩大,而且给整个社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