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行维护，因为需要钱啊,可是道路又免费，那么钱就只能从国家税收上来，最终承担的依旧是老百姓。

所谓‘公路收费’就从普适性的理论上来看似乎没道理，但是从经济的角度看，则必须这样做，大家要想道路条件更好，那么通行就得出钱，这些钱可以用来维护道路，其实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。

其实现下也不是不收费，像那些大桥，比如南京长江大桥、武汉长江大桥就收费，而国内的普通的道路则不收费，原因就如陈芸所说，那是老百姓自己修的，凭什么再收他们钱。

“这一条陈副总理反对，方叶你是什么看法?”主席向方叶看了过去。

方叶回道:“我的观点不变，不收费表面上看老百姓得利，但其实并不得利，不仅不得利而且支出得更多。各地道路几年一次大翻修都是好的了，有些地方十几年也不见得翻修一次，为什么会如此，只因地方财政没有钱。”

“可道路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,他们平时并不出行，老百姓真正在上面走的,多数都是短途旅客，而大多数情况下，主要还是为汽车运输提供便利,这些车辆有些是省内的有些是外省的，车子来回压，却不付出代价,最后修时，又要老百姓去出力。”

“从谁先受益，谁先付出成本的经济角度，应当对于机动车辆收取恰当的费用。”方叶算了一笔账,说道:“全国目前的民用机动车保有量三十多万辆，若平均一辆车，上一次路收五毛，不计算长途的话，一天至少15万元，一年至少五千万以上，这还是保守计算。”

“现在不对这些车辆收费，那么这个费用就会转嫁，转嫁给谁?还不是农村的老百姓?全国公路总里程46万公里,这么多道路即便平均每十年翻修一次，需要多少人力和钱?最终出人出力出钱的都是老百姓，我认为这就是典型的表面型为人民服务，实际上是对百姓的变向剥削，符合现有政治理念，但不符合经济逻辑。”

方叶的话很重,其实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,南来北往的汽车来回压，路压坏了，老百姓来修，出的钱也是来自老百姓的税收，而老百姓平时在路上最多也就是拉拉板车，路程短又没有公交车的大多数地区，几十里地都是步行，而结果却让老百姓承担，这不是扯淡么。

总理说道:“所以你的观点是，要在跨省跨县的主要国道上设置收费站?”方叶点头道:“是的，只对过往机动车辆收，又不对普通行人和人畜力车收，对于老百姓的影响并不大，即便旅客出行，单笔附加的过路费也能够承受，这总比一次大规模支出要强。”

修路是需要‘附加’的，比如某县或某省要修主干道，那么全县和全省就会附加摊派，这种摊派年年都有，少则几元，多则十几元，个别地区甚至三十多元,摊派无疑增加了老百姓的支出，老百姓口袋里长期缺少货币，也就没有什么消费能力了。

方叶继续说道:“现在全国车辆还只有三十余万辆，而随着逐年增加或者国家发展汽车产业，那么车辆的总数量几乎每—年就翻一倍，今年50万辆,明年80甚至100万辆，车子多了，路就要修。”

“比如连接省与省，或者省内主要地区，比如合肥到庆州的水泥路修建需要大笔费用，若不设收费站，这些钱就得摊派在老百姓身上。国家用这些税收修好了道路，可成本却收不回来,这也就意味着，国家拿老百姓搞的投资不仅没有回报，后述还需要老百姓来承担，这没道理。”

方叶觉得没道理，但是按现下的国家理念，这是有道理的，人们简单的理解了‘取之用民,用之于民’的理念，认为用老百姓的税收做的事就得免费，其实这种认知缺乏了必要的经济常识，事实上增加了老百姓负担，这种搞法只会将国家越搞越穷。

方叶说道:“这些年来修了多少公共工程了?国家投入了多少钱，收回来了多少钱?收支平衡了吗?如果没有，那么这种‘取之用民、用之于民’，到底是减轻了人民的负担，还是加重了呢?结果是显然的。”

方叶用着最简单的逻辑对当前现象进行了比喻，比如国库收上来100块,然后国家大力建设，需要120块，于是国家超发了20块，超发部分就是赤字，而最终这120全部投入了国家建设，钱被花干了，那么接下来怎么办?依旧需要靠从老百姓身上收税来解决。

于是，接下来的建设中，国家又收了100块，再次超发20块甚至更多，于是财政赤字累加达到了40块，由于这些大型公共工程，国家多数都是不收费或少收费，以‘取用于民’的思想作指导，而最后即便收上来了部分钱,但是财政赤字依旧居高不下。

国家依旧在大力投资建设，资金就越发不足，于是就又继续向老百姓加派税赋,老百姓年年口袋里被搞干了，国家的国库也没钱，财政赤字还一大堆,如果说这是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前期，这么做无可厚非,因为实在没办法，但随着逐年累加，终于国家通胀问题大规模出现了。

国家没钱,建设依旧大力进行，于是通过超发货币来解决，通胀因此居高不下,不是不允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