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他要我假装自己去上大学了，不能让村里任何人起疑心……因为全村都知道，考上大学的是我付国强。”

“1979年啊……周队长，”付国强抬起头，脸上是一种惨然的笑容：“没有介绍信，寸步难行，他威胁我，如果我不按他说的做，他就不给我开介绍信，我就算拿着录取通知书，也出不了青林县，更别提去京都报到……我，我根本没有选择……”

当年的付国强攥着那浸满屈辱的二十元钱，背起昏迷不醒的父亲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奔向了乡卫生院。

汗水混着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，父亲的躯体在他背上沉重得像一座山，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，每一步都踏在碎裂的梦想和冰冷的现实之上。

到了卫生院，医生紧急给付建军打了一针。

药效慢慢发挥作用，付建军悠悠转醒，虚弱地睁开眼，看到儿子通红的双眼和满脸的仓皇。

“爸……”付国强声音沙哑，几乎不敢看父亲的眼睛：“我……我把录取通知书……给了付贵。”

他艰难地吞咽着，每一个字都像是刀片划过喉咙：“换来……换来给您看病的钱，还有……一张离开村子的介绍信。”

付建军闻言，瞳孔猛地放大，胸口剧烈的起伏，一阵急促的咳嗽后，他死死抓住儿子的手，枯瘦的手背上青筋暴起，浑浊的眼泪顺着深刻的皱纹滚落。

他没有力气责骂，也没有力气质问，只有无尽的悲凉和作为一个父亲最深沉的无力感，最终化作一声长长的，带着血腥味的叹息：“都是我没用……”

安顿好父亲，怀揣着那张意味着放逐的介绍信和仅剩的几块钱，付国强如同一个孤魂一般，离开了生养他的石匣沟。

他并没有如付建业所愿去什么南方打工，内心深处那股不甘的火焰并未熄灭。

他辗转扒车，乞讨，打短工，历经磨难，方向却始终固执地指向北方。

几个月后，他终于站在了京都医学院气势恢宏的校门外。

与周围那些洋溢着青春和希望的未来天之骄子相比，付国强衣衫褴褛，面色饥黄，像一粒不小心被风吹到这里的尘埃。

他租不起像样的房子，最终在离学校不远的一条阴暗胡同里，找到了一个地下室的杂物间，那里终年不见阳光，潮湿阴冷，仅能容身。

从此，付国强开始了双重生活。

夜晚，他在建筑工地搬砖，在餐馆后厨刷碗，在火车站扛包，用透支体力换来微薄的收入。

白天，他洗净身上的尘土，换上最干净却依然破旧的衣服，将帽檐压得极低，佝偻着背，混入川流不息的学生人群，溜进京都医学院的课堂。

他不敢与人交谈，总是选择角落的位置，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讲台上教授传授的知识。

生理学，病理学，药理学……那些曾经在油灯下自学过的模糊概念，在这里变得清晰而系统。

他像一块干涸了太久的海绵，疯狂地汲取着知识的甘霖，他靠着在垃圾堆里捡到的，或被好心学生丢弃的旧教材和习题集自学，甚至想办法买到了一些过往的考试试卷，在深夜的地下室里，就着昏暗的灯光，一遍遍演算，背诵。

凭着过人的毅力和天赋，他竟然在无法参加正式考试的情况下，将医学院前两年的核心课程掌握了七七八八。

然而，纸终究包不住火。

付国强的怪异举止，长期的潜伏，最终还是引起了学校保卫处的注意。

在一次例行检查中，他被揪了出来，无论他如何哀求，解释，都无法改变社会闲杂人员非法蹭课的事实。

他被严厉地驱逐出校园，连那个阴暗的地下室也无法再住下去。

但付国强并没有放弃学医的执念，他留在京都，继续打着零工，同时想方设法寻找机会。

他一家家医馆，诊所去恳求，不要工钱，只求一个当学徒，学手艺的机会。

起初屡屡碰壁，但他包扎伤口的利落，辨识药材的准确，以及偶尔展现出的对病理的深刻理解，终于打动了一位老中医。

他在那家小医馆里当了数年学徒，抓药，煎药，协助针灸，处理一些常见外伤，将书本上的理论与临床实践一点点结合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。

数年后，自觉医术小成的他，带着这些年省吃俭用攒下的一笔钱，离开了京都，返回了距离家乡不远的江州市。

他用所有的积蓄，盘下了一个小门面，挂上了济安堂的牌子。

他想着，再多攒点钱，等能在江州买下一个哪怕很小的房子，安顿下来，就把含辛茹苦的父母从那个山村里接出来。

付国强精心经营着医馆，他医术高超，收费低廉，渐渐也有了些口碑。

直到他接诊了那个患有严重心脏病的小女孩，罗小雨，随后济安堂就被查封了。

更让付国强如坠冰窟的是，他从焦急万分的罗小雨父亲罗猛那里得知，在省医院给小雨主刀，并且手术失败的医生，名字赫然就是付国强！

那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