：“立即传杨存中来见！”

汤思退道：“首相，汤某已派人促请了。”

陈康伯和陈俊卿互相递个眼色，默默地坐在一边沉吟不语。

他们两个，陈康伯是坚定的激进派，与沈该、汤思退等不是一路人。

陈俊卿是官家做郡王时的王府教授，官家的铁杆儿，所以也是不会轻易对沈该、汤思退的意见表态的。

不过，对于枢密院越过文官宰执擅自调兵一事，他们其实也有些不满。

这倒不是因为觉得杨存中冒犯了他们的权威，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让将领拥有了这样的权力，后果确实太严重了。

很多人是简单的二极思维，非好即坏，非友即敌，非此即彼。

这个世界是复杂多样的，哪有那么简单。

比如宋朝军事的强干弱枝、守内虚外政策，因为它后来产生的弊端，就被一些人彻底否定，把它从头到脚喷成了一坨屎。

孰不知它也是大宋的统治者汲取前朝的教训，从而做出的精心设计。

大唐的藩镇作乱，尤其是安禄山起兵后，一个月攻下东都洛阳，半年内打下京城长安，大唐名将连连折损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强枝弱干，重兵在外。

突然冒出个手握重兵的反叛者时，国内根本无兵可用。

唐玄宗当时派出的封常清、高仙芝等名将，统领的都是刚刚成军不到一个月的老百姓，根本形成不了战力。

有了大唐的前车之鉴，又有了五代十国将领们轮番干掉老大，自己坐天下的“习俗”，大宋才做出了这样的安排。

在当时来说，它就是最好的安排。

只不过，任何一种制度，都应该随着时局的变化而变化。

但是任何一种制度，在形成、稳定下来的过程中，一定会形成一大批既得利益者。

到了该做改变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跳出来成为阻碍变革的阻力。

于是，曾经最优越、最合适于当时的制度，在该改变时不改变的情况下，最后就成了反噬的恶兽。

然后，后来者就把它做为一个教训，再次尝试研究出一种更加先进的制度。

但是，世间没有完美无缺的制度。

每一种汲取了前朝教训的新制度，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后，都会再次成为后来者的一个教训。

这个怪圈，一直打不破。

对于宋朝而言，它在建国之初便定下的这种最合适的军事制度，现在已经开始拖后腿，到了可以适度做出改变的时候了。

但是惯性使得很多人对此顾虑重重，不敢轻举妄动。

比如陈康伯和陈俊卿，他们是坚决站在官家赵瑗一边儿的，但他们也忌惮让武将拥有更大的权力。

文官的权力一旦失去了节制，他追求的是权倾朝野、唯我独尊；

武将的权力一旦失去了制约，他会干什么？

适度做出改变？

到什么程度算是适度？

一旦这个适度其实是不适度的，我岂不是成了天下罪人？

因此，陈康伯和陈俊卿也没有即时表态，他们要等杨存中来了，弄清楚原委再说。

杨存中来了，他刚一到，汤思退便咄咄逼人，向他质询起了擅自调兵一事。

杨存中坦然道：“首相、各位执政，杨某并未擅自调兵，杨某是受命于监国晋王，拿到令箭兵符，方才签署调兵之令的。”

汤思退道：“朝廷用兵，向来是枢密掌兵籍、虎符，三衙管诸军，帅臣主兵柄，各有分守。

帅臣概由文官出，战罢缴兵。请问杨枢使，此番调兵出京，以何人为帅臣，为何我等宰执，无一人知晓？”

“帅臣由天子任命，这是规矩。帅臣必由文臣出，这可不是规矩。”随着声音，晋王赵璩昂然而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