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继的影响有好有坏。好的是，地方官员受到制约，很难一手遮天，有些官员因此倒霉的过程，郭宁看了都直乐。坏的是，因此生出诸多矛盾无论对错，也无论最终结果好坏，处理的过程事实上占用了大量资源。

此前天津府附近开拓港区的民人闹事，便是一例。干活自然是苦的，朝廷给的补偿也不少。奈何人有了比较，心态就和原来不一样了，不那么容易安心做牛马。

郭宁当年起兵的目的，就是能让汉儿们不再做异族的牛马。但他和他的伙伴们再怎么努力，餐桌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大，餐桌上摆着的酒菜也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。大家都想在桌上，但总有人挤不上桌；大家都想吃肉或者啃骨头，但也总有人付出的多，收获的少，不得不喝汤乃至喝泔水果腹。

喝泔水的人会有怨气，有怨气就会生出动荡。当郭宁自己流窜于草莽的时候，对此可以心有戚戚，但他现在是皇帝了，身边的人也都富贵，屁股既然换了地方，考虑的角度就会变化。

早前在山东的时候，这并不是大问题。因为山东的体量毕竟有限，定海军从海上输入的资源规模足够巨大；从各地投靠定海军的流民，乃至定海军从战场上捕获的俘虏充作奴工，也足以填补人力的不足。

至不济，还有从东北内地持续引入的生女真或其他异族，他们落后的文化和经济，就保证了他们兴高采烈地蹲在桌子底下卖苦力喝泔水。

但随着大周建国，地盘大了七八倍不止。以前可以毫不介意的地方，现在都要纳入统筹考虑的范围，朝廷不可能放纵人力资源的肆意流动，也不能允许任何一个行业无限制地抽取人力资源。

偏偏那么多行业都如雨后春笋，稍慢一步就时不我与，亟需用人的地方每天都在飞速增长。

换句话说，想要把桌子做大，就得要人。可桌上的酒肉有限，愿意卖苦力喝泔水的人不够用。

最近一年来，陆续有矛盾和冲突在工场和农村间发生，北疆新开设的大片农场隐约有和内地争夺利益的意思。甚至尹昌等武人公然推动南侵，也很可能出于政权和贵族集团的事实需求。

好在这会儿摆平了高丽。

郭宁忍不住微笑。

尹昌这老儿打仗的本事也就那样，但几十年游走于黑白之间、无数次黑吃黑的经验摆在这里，台面上台面下的奸滑手段一样不缺。

高丽国的政变和内讧也很频繁，可他们那水平，停留在当朝宰执带几十人砍杀政敌，国王派十几个和尚暗杀宰执的层面，何等粗糙？尹昌这样的人放到高丽国去杀人，自己手上全不沾血，该清理的人已经死个尽绝……不知道高明到哪里去了！

高丽国既在掌中，一个巨大的人力来源地就摆到了郭宁面前。

高丽国地狭而贫瘠，人口却多达两百万以上。高丽百姓普遍受到贵族们层层叠叠的压榨，随着高丽国的国政日趋荒唐，他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。

莫说最为不堪的贱籍之民，就算这两百万人里占据大部分的良民，也都挣扎在极度贫苦之中，卑贱一如禽兽。他们中的许多人，也早都抱着有奶便是娘的心态。上面的大人物们既然不在乎他们，他们也不在乎上面的大人物。

所以高丽开国之初能和契丹人打得有来有去，眼下仅仅几批契丹人的溃兵流民，却能在其境内横行无忌。明摆着，根本没人愿意为了高丽的未来拼死作战。

这几年来，汉商在礼成港的聚落越来越庞大，投奔来的高丽人越来越多，也实实在在地出于混饭吃的实际需求。

崔忠献在的时候，汉商们通过各种途径向高丽贵族们请求，希望能把生意做得更深入，在高丽国境内开辟更多财源，却被崔忠献为首的都房持续压制。

现在崔忠献死了，汉商们可以把生意做到高丽境内，在瓷器、药材等方面的收益翻番指日可待。在这方面，最初的目标已然达成，礼成港左近的汉商这会儿该是何等急不可耐的嘴脸，站在汉商身后的大周武人集团又是何等垂涎欲滴模样，郭宁想想都要摇头。

但既然条件合适，为什么不做得更多呢？

大周的餐桌周围，容得下许多人。高丽人也该有改变人生的权利，也该有赢取富贵的机会。

汉人可以深入高丽，高丽人也可以大规模地离开高丽，投身到更广阔的天地。这是双赢！

“让左右司会同高丽汉商里我们的人，尽快拿出方案，办一个新的商行。”

郭宁一边盘算着，一边慢慢道：“仿照上海行的例子，股份由大周和高丽各占一半。这个商行不参与任何旧有生意，只做一件事。那就是以招募雇工的形式，把高丽人组队送出高丽，然后再拆分安置到我大周各地……不，拆分安置到任何一处我们需要用人的地方。”

第九百七十一章 餐桌（下）

换做过去的任何一个中原王朝，都不像大周这样具有人力上的猛烈需求。以农耕为根本的政权只会竭力压制人员流动，直到土地兼并摧毁农村的根基；而以内陆为根本的政权，则承担不起人员流动的成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