战壕边缘的芦苇，直到最后一辆车的红色尾灯也融入灰蓝色雾气里，再也看不见。

摊开手心时，身份牌已然被焐得温热。

回去的路上，女孩望着窗外一动不动，静得像一尊瓷娃娃，指尖却无意识描摹着金属牌上凹凸的字母痕迹，从“h”到最后一个“e”，一遍又一遍。

约翰从后视镜里看了她好几次，在驶过一座被炸毁半边的石桥时，终忍不住开口。

“大家都很喜欢您。“不知怎的，他今天话又多了些，对她的时候，语气也柔和了几分。

女孩微微一颤，像是从很深的思绪中被唤回，她怔怔转过头来。

男人的目光落在坑洼的路面上。“以后在战场上，他们会更拼命保护长官。”因为他们知道了，长官家里，有人这样等着他。

她的声音很轻：“真的吗？”

“嗯。”约翰点头，“阿德勒军士长替长官挡过叁次弹片，您给他咖啡粉时，我看见他转身抹了把脸。”

他顿了顿，“所以指挥官一定会活着回来，不仅您在等，弟兄们也会把他带回来——为了不辜负您的巧克力。”

话到最后，带着点军人式的拙朴幽默，俞琬不禁笑了，眼泪却又簌簌掉下来。

怎么还是这么又哭又笑的，傻乎乎的，可胸腔里那块压得她喘不过气的巨石，突然被撬开了一道缝隙，让阳光漏了进来。

这样也好，她吸了吸鼻子想道。能哭，能笑，能等待——这才是活着的证明。

战争还在继续，但生活也要继续。

纤细的手指紧了紧手袋，明天就要去红十字会报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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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日清晨九点，阿姆斯特丹旧城区飘着淡淡的雾霭。

红十字会总部占据着一栋17世纪的砖砌建筑，这里曾是热闹的香料交易所。如今，哥特式拱窗大多钉着木板，仅存的几块玻璃后，晃动着匆忙的人影

晨风带着运河的水汽，掀起俞琬米色风衣的一角。她站在台阶上，仰头望着门楣上鲜明的红十字标志。

而就在她身后两步远的地方，约翰像尊门神般立着，军装笔挺，双手背在身后，每一个经过的伤兵、护士或是志愿者都不由自主地多看他们两眼。

先看约翰，大块头，德军制服，帽檐上的骷髅徽，一看就是个一手能撂倒几个汉子的党卫军。目光继而转到女孩身上，娇小，黑发，东方面孔，穿着淡绿色毛羊裙。

那些目光里有好奇，有畏惧，也有猜测，如蛛网般黏在女孩背上，让她微微发僵。

此情此景，和她在柏林实习时的第一天似曾相识，所有人都像看标本似的盯着唯一的亚裔女孩。但那时候她只是个学生，现在…她来工作还带个“保镖”，他们一定觉得她很奇怪。

前台的荷兰老妇人从登记簿上抬起头，浑浊的绿眼睛在看清来人时瞬时睁大了，她张了张嘴，嘴唇颤抖着：“您是……？”

“温文漪，新来的文书。”她攥了攥小手，递上克莱恩写的介绍信。

老妇人瞥见信封上的纹章，脸色微变，立即拿起电话：“维尔纳医生，您等的人到了。”

不到一分钟功夫，楼梯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

男人快步走过来，依旧穿着那身皱巴巴的白大褂，镜片后的目光锐利如昨，嘴角却挂着一丝意味深长的笑。

“文医生。”他伸手，“来得真早，欢迎来到地狱，哦抱歉，是红十字会。”

握手时，他目光在她身后如铁塔般肃立的约翰身上停留一瞬，了然地挑了挑眉。

“克莱恩那家伙，”维尔纳转身领他们上楼，语气轻松得像在讨论一个任性的病患，“今早天还没亮透，我的电话就响了。你猜我那位了不起的表兄第一句是什么？”

俞琬低着头没敢接话，只是跟着他。

男人也不在意，自顾自地继续：“‘如果她少一根头发，我就把你那些无影灯、培养皿，连同你的手术室，一起轰上天。’”那标志性低沉的语气模仿得惟妙惟肖。

说着，他耸耸肩，推开叁楼走廊尽头的门，门后是一间堆满了书、文件和医疗模型的办公室，杂乱得惊人，不像是个医生该有的。“原话，你这位可真够直接的。”

俞琬的脸颊发烫：“抱歉……”

“不必道歉。”维尔纳示意她坐下，自己则靠在桌沿，拿起一个像是头骨模型的东西在手里掂了掂。

“他们克莱恩家族的人就这脾气，看上什么就抢，想护什么就直接拿枪顶着人脑袋。”

办公室本不小，可堆满了成捆成捆的文件袋，显得逼仄极了，唯有窗边那盆绿植顽强地活着，如果叶片发黄打卷，泥土干裂成块还能叫活着的话。

“文书。整理病历、归档、处理物资清单，理论上，这就是你的全部工作。”

说到“理论上”时，男人语气微妙地停顿。

此刻，门口传来了极轻的皮革摩擦声，约翰依旧立在那儿，嘴唇抿成一条直线。